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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月谈丨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

发布日期:2024-5-9  查看次数:324 来源:《半月谈》  作者:

 
 
    核心提示:近年来,高价彩礼问题频频引发关注。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,一些农村地区包含彩礼在内的婚姻综合成本上涨,有男方为结婚花百万..
 

      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(上)

  高成本化:一人结婚,全家举债

  近年来,高价彩礼问题频频引发关注。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,一些农村地区包含彩礼在内的婚姻综合成本上涨,有男方为结婚花百万。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飙升,不但违背了礼俗本义,物化了人格与爱情,而且加剧了婚姻焦虑,引发“恐婚”“不婚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  既怕儿子不结婚,又怕结婚娶不起

  32岁的刘辉(化名)因为彩礼“没谈拢”去年刚告别一段感情。在辽宁沈阳市长白劳务市场,穿一身迷彩服的刘辉掰着手指给半月谈记者算账:彩礼15万元,县里的房子和车首付还得30万元,女方还想和他一起置办个铺面,这对他来说实在有些困难。

  在刘辉的家乡辽宁鞍山市台安县,10年间结婚彩礼从5万至8万元涨到了15万元左右。刘辉说,现在村里娶媳妇的标配是一套房子、一辆车还有四金(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手链、金项链)。“有人家为娶媳妇欠了饥荒,一人结婚,全家举债。”刘辉说。

  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历时一年,调研全国14省份33个县的一手案例发现,全国彩礼出现了持续十余年的上涨,2021年彩礼平均数约为14万元。

  狂飙的彩礼只是农村结婚成本的其中一项。除彩礼外,一些地区的男方家庭还需面对约5~10项的婚俗支出。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,除彩礼18.8万元外,还需支付改口费、盖头费、三金、酒席、拍婚纱照等。如果加上城区的房子和汽车,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过百万元。

  课题组研究员、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说,在一些地区,还出现男方家庭越穷负担越重的现象。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条件不好,会要求更高的彩礼,作为婚后夫妻经营生活的成本,以此保持婚姻的稳定性。

  结婚高成本给不少普通农村家庭带来压力。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,产业少土地贫瘠,人均年收入在1.5万元上下。54岁的陈大姐养了10余头猪还磨豆腐,一年收入3万多元。“能挣一点是一点,儿子也快奔30了,现在既怕儿子不结婚,又怕结婚娶不起。”陈大姐说。

  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

  城镇化、攀比心理、男女比例失衡,是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。伴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,社会心理的复杂化、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加剧,治理高彩礼的难度也在加大。

  调研组发现,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,新一代农村青年生活预期普遍在城市而非乡村,依靠父代托举进城的新建小家庭,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,一个最为快捷的方法,就是通过索要足额彩礼“一步到位”。

  与此同时,高彩礼也是许多女性家庭防止婚姻出现危机的一种预防措施。出生在河南某县的小凯告诉半月谈记者,原本女方不要彩礼,临结婚前又提出增加20万元的彩礼,“因为我家全款在郑州买房未加女方名字,她的父母怕女儿吃亏”。

  在江西、福建、浙江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村,出生性别比失衡,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,村子里剩下一批光棍,也导致彩礼水涨船高。

  东北地区一个村支书告诉半月谈记者,留在村子里的10余个年轻男性一半是光棍,平时几乎见不着适龄女孩。在江西省鹰潭市,2021年一位出价28.8万元彩礼的男性被另一位出价38.8万元彩礼的男性截胡,最终相亲失败。

  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齐心说,彩礼是在多种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习俗,很难通过单一政策改变。许多农民一面苦于高价彩礼的沉重负担,另一面又乐于遵循传统,把索要或给付彩礼当成一种人生任务。

  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

  当前多地将彩礼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并广泛推广,但取得实效尚需时日。辽宁省昌图县河信子村党支部书记赵国友说,许多家庭的彩礼是私下商议,村委会很难掌握,即便了解也很难有合适的身份去干预,只能进行宣传和引导。

  近年来,一些地方尝试给彩礼设置红线,比如山东巨野县出台文件移风易俗,提倡彩礼不超6万元。受访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,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攀比的风气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婚俗名目繁多,一些农民即便遵守政府制定的彩礼金额,也可能通过增加改口费等婚俗索要金钱,婚姻综合成本并没有降低。

  高价彩礼屡屡触动社会神经,折射出社会的婚姻成本焦虑。要想遏制不断上涨的婚俗成本,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。

  广西北海侨港演绎传统“疍家婚礼”

  “关于彩礼的新风尚,各地舆论宣传引导效果不够理想。”齐心说,一提到彩礼,许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谈。应该加大对低彩礼、无彩礼地区婚俗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,并适时开展全国性的婚俗新风宣教活动,集中力量在全社会形成强大舆论氛围。

  长期在农村解决矛盾纠纷的赵国友告诉半月谈记者,高彩礼常常给婚后家庭矛盾埋下隐患,许多家庭在离婚时因为彩礼问题闹上法庭。赵国友建议多宣传这种反面案例,提供负面警示。

  王德福表示,当前遏制高价彩礼的政策还是呈点状分布,应该将一些地区良好的政策和经验进行总结,因地制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。一些重点省份还应该专项开展高价彩礼整治等省域婚俗改革工作,将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纳入文明城市、文明村镇的负面清单,增强各级党委政府治理责任,形成多层次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网络。(记者 武江民)

  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(下)

  低保鲜率:一言不合,说离就离

  与结婚时水涨船高的彩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部分农村婚姻的“保鲜率”越来越低:在一些农村地区,夫妻离婚从“丢人现眼”到“见惯不怪”,离婚群体也呈现年轻化趋势。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,家庭承担着抚育子女、赡养老人等重要功能,家庭的破碎往往带来多重危害。

  从“丢人败兴”到“不稀奇”

  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,村民张大姐告诉半月谈记者,村子里10对结婚有一半都离婚了,离婚的原因五花八门。

  “以前离婚,人们觉得丢人败兴,现在不稀奇了。”中部某省一农业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负责人说。半月谈记者在农村地区走访发现,过去许多老人聊天时不愿谈及家中亲朋子女离婚,如今不再避讳,“离婚”甚至成为不少人春节聚会闲聊的热门话题。

  辽宁省台安县是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小城。在台安县民政中心“知心大姐”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,仅今年3月,就已调解了160余对闹离婚的夫妻。调解员王钼说,现在离婚夫妻数量逐渐增加,工作日平均要调解8对夫妻左右。

  吕梁山区某县民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,受离婚冷静期和疫情影响,从2020年到2022年,该县离婚登记数从954对降至604对,2023年又回升至836对。离婚登记数快速回升的同时,该县结婚登记数持续疲软,2023年仅为3335对,与2022年基本持平。

  半月谈记者采访多地民政部门了解到,当前农村离婚群体年轻化趋势明显。某县民政局婚姻登记股股长张强(化名)告诉半月谈记者,过去来离婚的多是四五十岁,现在多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,25岁~35岁的大约可以占到离婚人群的六七成。

  受访人士表示,现在年轻人冲动离婚不少。“离婚的原因大多简单直接。一次异性转账、不打扫家务都有可能引发离婚。”王钼说。张强认为,现在年轻人个性强,成家后有了矛盾谁也不让谁,再加上如今不认为离婚是个啥事,“一言不合,说离就离”。

  中部某县法院民事庭负责人说,在离婚案件中,有一半涉及婚外情,其中网络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一方面,各种社交软件、“找附近”“摇一摇”等功能,给出轨提供了便利条件;另一方面,手机上的出轨痕迹更易被发现,往往成为离婚的导火索。

  单亲留守儿童最受伤

  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,家庭承担着重要功能,家庭的破碎往往带来多重危害。

  ——单亲留守儿童成长受困。多地受访者表示,夫妻离异,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孩子。不少农村年轻夫妻离婚后,一方出走,一方外出打工或再娶,年幼的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顾,其身心成长相较于正常家庭儿童,往往面临更大的困境。

  长期参与农村支教的马莹告诉半月谈记者,她在河南省汝州市一个农村进行暑期支教,所教班上20多个孩子中超1/3来自离异家庭。“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心理健康问题。”

  半月谈记者还注意到,单亲留守儿童出现不良行为和被侵害的比例更高。受访对象介绍,当地一群家庭失管青少年集结成团伙,以夜间钻入商铺、挨个拉车门等方式实施盗窃,屡屡犯案,让公安部门十分头疼。

  ——家庭经济负担加重。当前农村结婚负担较重,即便是再婚,彩礼也需要七八万元,原本已经倾尽全力为儿子成家的父母,不得不在抚养孙辈的同时,再度承担起为儿子成家的重担。

  在北方某山区县,一位村支书告诉半月谈记者,现在一些老人“管了儿子又要管孙子”。村里一位70岁的老人,儿子离婚后再娶又生了一个,之前结婚留下的大孙子一直是老人管,现在这个孙子也20了,老人在种地之余还四处打零工,就为了给孙子成家多攒点钱。

  ——极端事件风险升高。基层法院一位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,近些年压力最大的就是防止离婚案件“民转刑”。之前发生过一起夫妻闹离婚,男方冲动之下开车撞人,造成人员身亡。

  强化保护家庭的“第一道防线”

  基层法院受访者表示,近年来离婚案件增加,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前期预防不足,农村社区对家庭的介入乏力,等到矛盾激化了就“法院见”。“以前村里有村委会干部、妇女主任上门调解,大家也愿意听,比来法院效果好,深话浅话都能说。现在没有人做调解的工作,一闹架就让去法院,其实第一道防线上解决是最好的。”

  一位县妇联主席说,现在妇联队伍是“队伍庞大、力量薄弱”,许多基层妇联干部身上兼着各种工作,能用在妇女家庭工作上的精力有限;同时,不少基层妇联干部比较年轻,在调解家庭矛盾方面能力不足、意愿不强,发挥的作用有限。

  多位基层民政干部表示,一些夫妻在离婚时推卸养育孩子责任,一些人甚至表示“孩子跟谁生不是生”,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年轻人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责任感欠缺。

  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等专家建议,持续加强婚前教育和婚姻指导,提高农村年轻夫妻的婚姻责任感和建造维护幸福家庭的能力。此外,进一步完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,注重发挥群众自治组织、乡镇司法所、人民调解委员会、“乡贤”的作用,妥善处理夫妻矛盾,促进家庭和睦。

  针对单亲留守儿童的成长困境,相关部门应落实好帮扶保障政策,积极探索介入帮助的方式方法,尽可能减少父母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一些地区发动志愿者、爱心人士结对帮扶困境儿童,以“一对一”形式常态化开展亲情电话、功课辅导、心理疏导等活动,取得积极效果。(记者 马晓媛 武江民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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